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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结构转型要有三个指标同时发生变化

何为经济结构转型？很多时候，我们将经济结构转型等同于产业转型，比如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但仅仅是产业转型还不够，还要有市场需求的响应，以及要素资源的支撑。

因此，最新的研究分析认为，要从综合指标上判定经济结构的转型，即当一国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消费支出占比，就业占比同时出现质的变化，出现驼峰型的变化轨迹——当上述三类占比的指标比较一致的度过了驼峰高点以后，就认为出现了经济结构转型。

工业部门的名义和真实增加值占比、消费支出占比、就业占比，在经历了持续的上升后，一致性的开始持续下降，就发生了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这个驼峰点发生在2012年。

消费结构转型与生产结构、就业结构转型相匹配，这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支出的颠覆性结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统计数据表明，2005~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交通和通信、衣着开支消费增速高于全部消费支出增速；而2013~2018年，医疗保健支出增速、交通和通信支出增速，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速，跃升为消费支出的前三名。这表明衣食住行、生活大件耐用品消费得到基本满足后，人们开始追求健康消费、教育消费以及文化消费等等。这也带来了我国相关高端服务业及智能制造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所谓经济结构转型，是指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就业结构的同时转型，对于我国而言，特别突出表现为由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转型。

二、新旧动能的区分不能简单从三大产业区分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本质上是响应更高的消费需求，改革供给侧，淘汰落后产能，这需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新旧动能如何区分？我们不能简单的从三大产业来区分，不是所有的工业都是旧动能，也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是新动能。有研究指出，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因此从产业角度看，更合理的区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涵盖了更多的中高端服务业，也包括很多先进制造业。

中国的新兴产业、新动能转换到实际指的就是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因为它涵盖了中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农业。未来，向更发达的经济体跃升，我们还需从人力资本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换，今日的日本、欧洲诸国、美国就是这样的发展路径。

更直白地讲，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将迅速崛起，迎来大爆发，但这不是传统的体力劳动力密集，而是可称之为“资本”的知识劳动力、技能劳动力、学习型劳动力等的密集。适应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变，无论是科教文娱这些中高端的服务业，还是个性化或者新技术催生的制造业，这些满足生活品质升级的服务和产品，都需要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投入，而这些投入则有赖于人力资本和更多的创新活动，这与工业化高峰期以前更多依赖资本投入的数量形成了鲜明反差。

综上，随着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并由此带来从资本密集到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升级和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实现经济结构深入转型，要进一步破除阻碍因素

从更长远的发展轴来看，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快速提高，食品和一般制造业产品供给能力在过去40年里持续大幅改善，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逐渐饱和。居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家庭支出中更高的比例用于中高端服务和个性化商品，或者迁居到有更丰富教育和医疗服务资源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这股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力量，不仅改变了需求结构，也在重塑中国经济的生产格局，投资格局，要素分配格局和城市格局。

但是，这股力量与供给滞后之间的冲突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最突出矛盾。具体的阻碍因素，如过度的政策管制和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等，抑制了产业结构转型、人力结构转型，也抑制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

具体而言，消费者的主要特征是随着收入增长，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逐渐饱和，对人力资本密集性服务的需求增长则快于收入增长；但生产方的主要特征是在政府管制政策作用下，要素不能在制造业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这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从制造业工人升级为知识型劳动者，也并非简单的事情，这需要市场驱动和激励，需要教育和培训机制的改革、需要更开放的户籍制度等等）。同时，阻碍因素还包括对于新兴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还存在市场准入限制、无形资本信用评估不发达导致的金融支撑不利，以及价格管制等等。

从我国的改革重心看，经济结构转型对传统产业做减法的方式在发挥作用，而新的经济增长则面临重重障碍，包括观念、政策、人力资源和前置投资准备不充分等。

解决方案是什么？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公平市场竞争，这其中涉及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目前尤其突出的是土地要素市场化交易程度有待提高；对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配套公共服务和保障有待改善；在放松管制方面，中国目前尤其需要放松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文娱、交通通信、金融等的市场准入管制和纠正不公平市场竞争，对国际市场更大范围的开放以及保持竞争中性原则等。